垃圾分类难践诺不在垃圾桶 不妨引入阶梯式收

　　尽管小区门口放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但仍然各种垃圾混杂、免费发放的可降解垃圾袋也被用来装其他垃圾……这样的情景在不同城市都能见到。在北京、杭州等地，垃圾分类试点已推行14年，却未见明显实效。

　　其实，很多国家在推行垃圾分类之后，效果显著，为何在我们这儿，却只是多了几个花哨的垃圾桶？显然，问题不是出在垃圾桶上。

　　有人说，这是因为分类意识不足。有采访对象称，大部分居民刚开始都没有养成把垃圾分类的习惯，扔进垃圾桶时也是哪个近扔哪个，如果遇上垃圾桶盖子都盖着，直接往盖上一放就完事。意识不足的确是原因之一，却不是最关键的原因。首先，从各地推行垃圾分类的举措来看，分类标准模糊。杭州将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对应四种颜色的垃圾箱。问题是，哪些垃圾有害？哪些垃圾可回收？厨房垃圾倒是好办，可厨房垃圾中也必定有有害、可回收和其他垃圾？如此模糊的标准，分不分类并无太大区别。

　　更重要的是事后无法回收。大部分垃圾都有两个去向，能烧的都送到发电厂焚烧，烧不了的就送到垃圾填埋场，这意味着所谓分类几乎都是在做无用功。分类的标准和最后的处理不衔接不相干，这样的形式主义完全是浪费精力。

　　过分强调垃圾分类意识不强，实际上掩盖了垃圾分类推行方面存在的不足。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新加坡，可回收垃圾被分为玻璃、纸、塑料制品、金属四大类，每类回收物又被细分成几种具体的垃圾，比如，纸被分为报纸、杂志、书籍、包装纸。分类后的垃圾可以与后端处理对接。对违反规定乱扔垃圾者处以500新加坡元的罚款。

　　从这些经验来看，首要一点是垃圾分类细致清晰，居民知道什么垃圾放在什么位置。其次是分类垃圾和后端处理能够衔接。最后是违规者要受处罚。垃圾分类是要节约资源，而不是摆几个分类垃圾桶玩概念，赶新潮，更不是走形式浪费社会资源。

　　垃圾分类见实效不妨引入阶梯式收费

　　“垃圾围城”挤占老百姓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为近年来的城市化痼疾。据报道，目前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面临垃圾困局。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

　　为有效处理垃圾，促进垃圾的循环再利用，2000年起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8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在法规、政策、技术和方法等方面对垃圾分类进行探索和实践。然而事实表明，“仅多了几个垃圾桶”。

　　有专家认为，我国缺乏一部全国性的垃圾分类相关法律，应加强立法，提高重视程度。其实，我国虽无专门的“垃圾分类法”，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关于垃圾分类的规定，单从立法看并不乏根据，真正欠缺的是有效的执行。

　　以杭州为例，“大部分居民刚开始都没有养成把垃圾分类的习惯。”此外，“即使居民分类捡运，但也没有回收利用的地方。”再者，经费不足也是掣肘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来，力推垃圾分类见实效还需对症下药。加强宣传教育固然重要，核心策略仍需调动起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动性、积极性。笔者认为，利益引导不失为一条捷径。参考其他国家垃圾从量收费的制度，借鉴我国阶梯水价、电价的模式，不妨明确立法推出“阶梯式垃圾费”。

　　一方面，多制造生活垃圾的，应当多缴纳垃圾费，体现公平原则。在有条件的地区，可实行按户垃圾袋实名制，督促居民主动分类。同时，对于坚持垃圾分类的居民给予一定的税费优惠，相信每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作出正确选择。广州经验可供借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阶梯式计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垃圾处理费的阶梯计费级差为1:1.5:2……分类后的餐厨垃圾不执行阶梯式收费管理。”

　　另一方面，阶梯式收费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在垃圾分类建设领域的经费不足问题。通过专款专用推动垃圾回收产业快速发展，进而彻底改变焚烧、填埋的处理垃圾老套路，让厨房垃圾回归土地、塑料垃圾进行循环再利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绿色再生。

　　当然，阶梯式收费仅仅是治标之策，治本之法仍需“政府重视，财政投入，科技支撑，文化引领，民众参与”多方联动，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过，就垃圾围城的大都市而言，一部全国性垃圾分类立法远水不能解近渴，因地制宜出台地方性法规引入阶梯式收费，值得一试。消除了情绪垃圾，才好谈环境问题

　　垃圾分类难，处理方式同样难。目前，国内许多大城市倾向于选择垃圾焚烧处理作为垃圾终端处理的主要形式，不少新建的垃圾焚烧处理厂也即将密集上马。有专家测算，如果要达到《“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的目标，全国还应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烧处理厂。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也随之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上升同处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不少地方均面临垃圾围城的问题。然而，有限的土地资源，再也经不起传统的垃圾填埋蚕食。以广州为例，到2016年广州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将饱和，“垃圾将无处可埋”。因此，目前国内各大城市纷纷由传统的垃圾填埋转向垃圾焚烧处理，以减轻垃圾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担。

　　但是，新建垃圾焚烧处理厂，却屡陷“政府宣布—居民反对—项目搁置”的窘境。过去几年，全国多个地方都曾陷入垃圾焚烧处理引发的争论。而垃圾焚烧处理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涉及人数庞大、居民动员力强、事件容易扩大和升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垃圾焚烧处理难取寸功，然而，这又是城市发展乃至生存的必经之路。更令人纠结的是，这不是一项有关发展经济的建设项目、并非经济效益和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实则关系到从城市到个人整体生存环境的出路，无论如何都不应打上死结。换言之，关于垃圾焚烧处理，在没有出现更好的替代方式前，在存废上谈不上“选择”。这就让如何破解垃圾焚烧处理面临的困境，成了当务之急。

　　那么，阻碍垃圾焚烧处理之路的关口在哪里？民众对垃圾焚烧处理的抵制，不同于部分专家的质疑。专家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运行上的细节问题，以及带来的效益和发展前景；民众的抵制则更多的来自某种思维惯性下的先入为主。在当前形势下，仅凭地方政府和个别专家为垃圾焚烧“正名”，是难以打消民众顾虑的。因为，在经济发展带来的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下，政府部门重投入轻管理，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忽略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一些本来不属于高污染的企业，也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超标排放。因此，关于垃圾焚烧无害化，居民对权威解释始终难以信服。

　　假如没有较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都造成了事实上的环境污染，那么，本来就存在着很大环保风险的垃圾焚烧处理厂，又该怎样让民众放心接受？虽然，相关地方政府对这种企业，不太会过于追求经济效益，但却存在着另一种管理上的难度。即使管理部门发现垃圾焚烧厂违规操作，也往往会有所顾忌，难以严厉制裁。因为，一旦垃圾焚烧厂停止运行，每日成千上万吨垃圾就没有了去路，势必带来社会问题。而且，目前我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无论技术还是运行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由于焚烧过程完全不透明，一些焚烧厂不遵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偷工减料、不达标排放的现象长期存在，焚烧质量无从保证，给项目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凡此种种，都触动着民众的敏感神经。而在其他诸多环境污染问题上，相关部门的管理不力，甚至为了经济利益而变相放纵，都让垃圾焚烧处理“无害化”的种种解释和承诺，在分量上打了折扣。

　　因此，撇开设备和技术层面，要让政府部门和民众在垃圾焚烧处理上达成共识，主动权和责任都在政府方面。对地方政府而言，现在最需要去处理的不是垃圾围城的危机本身，而是重塑政府之于公众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良好的对话氛围，先解决隐藏在民众情绪背后的“你说的我不信”，然后再逐步解决反映在表面上的对焚烧处理方式、技术和标准的质疑，民众对环境污染的担忧自然就会消解于无形。